羊出的毛，织成衣物盖在人身上；不仅羊毛卖不了一分钱，羊还得定期向修理工人支付“380元的修理费用”。

遭瘟的病羊改善生活，一定是修理工人大发善心，自掏腰包医好了羊，同时变相免了“380元的修理费用”。

工人不说：自掏腰包里的钱怎么来的，以及“380元的修理费用”又去到了哪里。

工人只是不断在重复性质地强调谈话：“依法缴纳”！治理羊瘟和改善生活的费用和花费，是羊群里每一只羊都应该尽到的义务和都能享受到的权利。

于是，羊瘟治理的责任，就这样不断被摊派到每一只羊身上。

这一转移和混淆“责任、权利和义务”手段的做法，在于通过宣传“瘟疫”，再通过“羊瘟的治理”，根本在于：“带了瘟疫的羊”。

其中，工人攫取羊群大量收益的同时，推掉了原本责任。部分羊享受到了所谓权利。而羊群，作为付出的代价，集体成为了那个义务。